1927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举行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了批评，但对于如何应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并未提出具体的措施，因而没有解决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所要解决的问题，使得革命形势更加严峻。
（一）
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奉命作为北伐军的先锋首先开赴湖南前线，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共约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军兵分三路，一路进军两湖，一路指向闽浙，一路进入江西。其中，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工农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与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7月11日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北伐军随后挺进湖北境内，并在武汉外围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与吴佩孚部主力展开激战，终将这两地攻克。接着，北伐军猛攻武昌，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叶挺独立团率先登上城头，其他各部也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主力。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由于屡立战功，获得了“铁军”的称号。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调整兵力重点进攻江西，消灭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北伐军曾在9月间一度占领南昌，但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南昌得而复失，蒋介石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重大损失。为了支援江西战场，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相继入赣，并取得了德安、王家铺等战役的胜利，占领了九江和南昌。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在北伐过程中，沿途各省的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动员，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党在北伐军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军中的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北伐军出师不久，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6年9月17日，退守西北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着控制了甘肃、陕西等省。根据冯玉祥的请求，党组织选派了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
这时，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至1927年1月，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湖北、河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发展迅速。这三省还相继成立了全省的总工会，仅武汉参加工会的工人就有10万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利用北伐的机会取得了更多的权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实力也迅速膨胀，于是日益走向反动。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和南京，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中外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统治地位的丧失，于是把希望寄托到蒋介石身上。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蒋介石终于撕下其伪装，于1927年4月在新桂系的配合下，以流氓为打手，以军队为后盾，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面临严重的危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只是国民革命的局部失败。此时，武汉国民政府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之下，它所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如果采取坚决措施，还是可以将革命挽狂澜于既倒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80多人，代表全国570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大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组成主席团，又设立了陈独秀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谭平山等10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李立三等9人组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为了避免加重武汉国民政府的“赤化”色彩，同时防止反动分子的袭击，会议没有公开发布消息，而且第一天后，也不再在武昌举行，而改在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到大会真正开始议程，中间还隔了几天。
黄陂会馆是一栋长方形的建筑物，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的大厅布置成会场，左边房间是大会秘书处办公、油印文件的地方，右边的房间空着。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当中一条石子路，两旁是草地，草地外是围墙。大门外的两间房子住着几位卫士，保卫大会的安全。
会议前期，先是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长达6小时的政治和组织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共分11部分，主要阐述了如下几个问题：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与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等。既没有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办法，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过去的错误辩解，并继续重复过去的一些错误，成为陈独秀报告的基调。
随后几天，代表们围绕报告进行了讨论。很多代表对这个报告不满，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在党的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等讲话。他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说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罗易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实际就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五大召开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的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尽管它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罗易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空谈，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革命进程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罗易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原本没有错，但罗易的土地革命论建立在对革命力量的主观夸大基础上，认为共产党已有力量左右武汉国民政府，有力量制止汪精卫等人的动摇，只要共产党坚持土地革命的主张，就能挟持武汉国民政府推行土地革命。这显然是罗易的一厢情愿。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机关。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等31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等14人。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为秘书长。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和农民部部长。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加之党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危害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和总书记。
（三）
党的五大是在中国革命遇到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经过10余天的争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右倾主张，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并指出了其危害。《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从中山舰事件到北伐开始前，“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北伐开始后，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是采取先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再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的策略，结果使“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从而使他们“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
党的五大明确提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是，理论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措施，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掌握政权、党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紧要问题，均未作出切实的回答。一些问题陷入了空谈，一些问题继续了过去的右倾错误。
党的五大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阶段，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将蒋介石集团的背叛革命，看成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又将汪精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国民政府视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导致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过左行动，另一方面对汪精卫集团动摇、叛变估计不足，对其实行右的政策，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大会虽然提出要开展土地革命，并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7项策略，但同时又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须首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就是取得汪精卫等人的同意，又使这个问题成为一句不能实现的空话。
此时，最紧要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更没有提出这方面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因此，党的五大的历史遗憾在于：它虽然已经意识到右倾错误的危害，却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具体办法。
（四）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随着国共合作大革命进入高潮，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由党的四大时的不足千人发展到五大时的近6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国共合作，有许多的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中任职，难免有些党员在权力面前丧失革命原则和革命立场，产生腐化堕落现象。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其原因：一是“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二是“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三是“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尤其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实施白色恐怖。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出现悲观动摇，有些人公开登报声明脱离党的组织，有些人面对威逼利诱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约束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为候补委员。
党的五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门设置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强调“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同时，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这是对党的纪律检查作出制度安排，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
党的五大之后，革命危机日趋严重，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作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也收缴了，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汪精卫等人分裂的口实，这正好使汪精卫等人看到共产党的弱点，助长了其反革命气焰。
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并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有名的“五月指示”。指示的要点是：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更多的工农领袖；武装二万中共党员；挑选五万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彻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代替；坚持土地革命，坚决没收地主土地和豪绅的财产。
这个指示确实来晚了一点，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目标，但如果尽可能地按指示去执行，还可以对汪精卫的叛变有所准备，不至于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都没有这样做。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将汪精卫约至其寓所，然后出示共产国际的密电给汪精卫看。罗易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汪精卫接受这个电报，同他一起搞土地革命。罗易以为这样汪精卫会按照他设想的路去走，殊不知，这正好为汪精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悍然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一样，在“宁可枉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搜捕、大屠杀。这就是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齐名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由此从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