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黑暗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央临时常委会随即作出三项重要决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这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等。
经过八七会议，党内一度存在的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没有认识到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时期，主观地认为革命潮流处在“一直高涨”之中，又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适当的退却、保存自己是必要的，反而一味地强调进攻，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因而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欲速则不达，使革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一度发生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了。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之间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
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出席大会人数为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之所以不能确定六大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门开，但多数人认为在香港开更合适。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定下来，决定以后再议。
当时，白色恐怖太严重了，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而党又需要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正好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1928年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起程，大部分经大连、哈尔滨，惊险越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海参崴的。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这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约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随后，会议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过于强调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7月20日，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三）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地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日益尖锐，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在组织武装起义时，采取烧杀政策，甚至提出“让有产者变无产，然后强迫其革命”的口号，严重地脱离群众。组织上又采取惩办主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被指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予以政治纪律处分。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方法上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切实纠正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
（四）
六大在作出一系列正确判断的同时也有其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一部分人追随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的敌人，相反，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他们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是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争取的力量和团结的对象。
二是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另一方面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性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具体负责指导六大的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同时，六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但认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来，到时就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
三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失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六大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党的六大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总体来说，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