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市肃州区铧尖镇集泉村的断头路、泥土路一直是集泉村面临的老大难问题，遇到雨天满身泥土，路面坑洼始终是群众的烦心事。集泉村党支部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等对路面修整的意见，把道路施工和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对集泉村5组、9组、10组等破损道路重新加固并铺油罩面4.5公里，打通了群众的“连心路”，不仅改变了村容村貌，更为群众的出行提供了便利，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攀升。
今年以来，酒泉市肃州区坚持一切工作党建引领，一切困难党建破题，大力推进镇、村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政治、自治、法治、德治等多向发力，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深化治理体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局面。
“一网”覆盖，激活乡村治理“一盘棋”
泉湖镇水磨沟村地处城郊，自2017年至今征拆3个村民小组，涉及征地拆迁及农民集中安置矛盾纠纷较为突出，泉湖镇党委把此类矛盾处理好、调解好，是保障辖区居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前提。对征地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水磨沟村抓住根源，查清实质，能在村组解决的主动协调解决，不能解决的报告上级帮助予以解决或积极引导群众走法律程序，有效控制了信访问题的发生率。
“如今，有难事我们就找网格长，反映的问题都会有着落，感觉心里很踏实。”53岁的村民老张开心地说。
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这已成为肃州区推进乡村治理的真实写照。肃州区充分发挥镇、村两级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作用，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抓手，不断提高网格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水平。
肃州区农村以镇、村、组为基本单元，按大体覆盖30至70户的标准细分网格，通过“定格、定人、定责”，实现人、事、物全覆盖。
每个网格均配备网格长，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以乡、村、组为线条，组长为核心，村民积极参与，条块结合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
肃州区农村共配备网格长1974名，他们通过日常巡查，准确掌握网格内的各类情况，在信息报送、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法治宣传、便民服务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档案”“活地图”。
多元解纷 让“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2021年5月3日，黄泥堡乡新湖村二组村民祁成爱酒后阻拦农网改造项目施工，并私自损坏已架设好的电线杆，对此，新湖村综治中心协调司法所、派出所介入调解，采取“背靠背”“面对面”的调解方法，及时化解了纠纷。
上坝镇下坝村茅福林场农户是九十年代从我省河东地区迁徙至此的移民户，农户思想禁锢严重、文化水平低，法治意识淡薄，林场共有耕地500亩，但是一直没有确权，未享受国家耕地惠农补贴。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力度的加大和农民法制意识的逐步增强，茅福林场农户多次以土地确权和发放惠农补贴为诉求到村委会、政府等地聚众上访，要求为其耕地确权并发放惠农补贴。上坝镇综治中心利用驻点政法干警进网格，召集区财政局、区经管站、下坝村委会和茅福林场农户，成功调处了该起矛盾纠纷。
2021年3月12日，西峰镇王某某在自家耕地焚烧苞谷叶子时，不慎引燃耕地南侧地埂埂草引发火灾，烧毁村民马某某4400颗樟子松，因马某某要求王某某赔偿其树木经济损失金额过高，双方多次协商未能解决，对此，西峰镇综治中心采取多种措施成功调解改纠纷。
为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肃州区各级综治中心总结经验，打好“坐、联、约、巡、访”五张调解牌，建立调解员专家库，对症下药，因势利导，实现调解矛盾纠纷“快、准、稳”的效果，真正让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一次次握手冰释前嫌，一张张笑脸写满赞许。肃州区各级综治中心成为了推进乡村治理大局中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人人参与 让乡村更有温度
坐着小板凳，或在农家庭院，或在田野村头，或在组级文化室，一群人围成一圈，有的记录，有的交流，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在泉湖镇的村子里，流动的“小板凳”，走到哪儿就议到哪儿，说的都是百姓关心的“大事”，议的都是镇村发展的“热事”，“小板凳”成为创新党建载体、强化基层治理的一道风景。
“群众的事情群众说了算，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来，东家长、西家短，有什么说什么，有难事一块解决，大家畅所欲言。”四坝村党总支书记杨丽萍一番话语，化解了村民的拘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表各自意见。“这个农房改造我家能修多大的房子”“政府能给咱贷款多少钱”“临时救助怎么申请”……大家像唠家常似说出了自己的诉求和想法。
“板凳会”上，村干部把相关政策、有关工作，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拿出来“晾晒”，将服务群众、民意收集、基层治理等工作结合在一起，及时向群众解释了一些问题的处理程序，让群众全面了解村干部在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这一举动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镇村干部、党员群众都在，把想做的事情放在明面上跟大家商量，做事情也透明了，群众满意度也高了”。对于这样的议事平台与“接地气”的议事方式，群众频频点赞。“小板凳”激发了社会治理工作活力，既有力助推了基层工作的开展，也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更有实效、更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