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甘州区：深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奏响法治乡村建设强音

创建法治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乡村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张掖市甘州区委政法委紧紧围绕乡村发展需求，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不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建设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强化组织领导，构建综合治理格局

将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法治乡村建设整体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建立健全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整合公安、司法、信访等部门资源，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合理划分农村网格314个，在村（社区）选优配强综治网格员，充分发挥网格员熟悉村情民意的优势，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完善防控体系，筑牢乡村安全防线

在乡村主要路口、重点区域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并与公安部门指挥中心联网，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同时，推广应用智能安防设备，如智能门锁、烟雾报警器等，提升乡村安全防范智能化水平。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村庄道路照明设施，改善乡村夜间出行条件。对老旧房屋、学校、企业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加固门窗、围墙等物防设施，提高乡村整体安全防范能力。组建以党员干部、志愿者为主体的治安巡逻队伍，制定巡逻制度和排班计划，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治安联防联控，形成区域协同防范合力，鼓励村民自发组织邻里守望互助，增强村民自我防范意识。

多元化解矛盾，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健全区、镇、村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在区级成立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资源，在乡镇设立调解委员会，配备专职调解员，在村（社区）设立调解室，吸纳“五老”人员、乡贤等参与调解工作。同时，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等，针对不同类型矛盾纠纷进行专业化调解。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积极化解矛盾纠纷。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矛盾纠纷预警机制，通过网格员、村民小组长等及时收集矛盾纠纷信息，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对于复杂疑难矛盾纠纷，采取联合调解、专家会诊等方式，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近三年来，全区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9%以上。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为经济困难群众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在乡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社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确保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近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7万余人次，解决法律疑难问题2000多件。

加强法治宣传，培育乡村法治文化

丰富宣传形式，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通过举办法律讲座、法律咨询、法治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村村响”广播、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定期推送法治资讯和案例解读，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一批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长廊等阵地，将法治元素融入乡村景观中，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接受法治文化熏陶。鼓励村民创作法治文化作品，如法治书画、法治故事等，丰富法治文化内涵。加强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教学、网络学习等方式，提升“法律明白人”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发挥“法律明白人”在法治宣传、矛盾调解、法律服务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村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区共培养“法律明白人”3000多名，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都有3-5名“法律明白人”。 

规范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指导村（社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卫生整治、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其中，明确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用制度规范村民行为。同时，建立村规民约监督执行机制，确保村规民约落到实处。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要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加强对乡村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推进乡村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培训和管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同时，加强乡村法治建设考核评价，将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纳入乡镇、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内容，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设法治乡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甘州区委政法委将持续发力，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和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让广大农民群众在法治乡村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