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争涌成大势 东风劲吹好扬帆 “五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域治，天下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启动以来，416个试点地区在中央政法委指导推动下，以广袤大地为纸，以实践创新为笔，努力交出“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亮眼答卷。近3年来，众多鲜活经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从单项经验集成为系统制度，市域日益成为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的“终点站”。

　　一子落而满盘活。

 

　　作为宏观与微观的转承点，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重大矛盾风险的资源力量和统筹能力，是防止风险外溢扩散上行的重要关口。

 

　　自2019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全面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以来，各地各部门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块块市域社会治理“试验田”在省级推广、在全国示范，一项项经验总结从“盆景”巧变“风景”，以市域平安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政治引领

市域社会治理统揽力更强

 

　　长期以来，广东省中山市采取“市管镇”两级扁平化管理模式，孕育出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专业镇。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土地低效开发利用，城镇建设“摊小饼”，资源利用碎片化等问题层出不穷。

 

　　近年来，中山市充分发挥党委组织和政法部门协同作用，对社会治理进行多维度指数化监测预警，形成市、镇（街）两级党委书记“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的导向，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贯通的体系，全面整治“沉疴旧疾”，实现片区“舒筋展骨”。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构建起党组织领导的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被确定为“一把手”工程，四级书记担任本级领导小组组长——盟委书记抓顶层设计，旗县市委书记抓任务落实，苏木乡镇（街道）书记抓具体盯办，嘎查村和社区书记抓服务反馈，收集群众诉求38749条，办结率91．2％，为群众直办、帮办、代办服务事项10万余件次，98％的群众诉求在社区得到解决。

 

　　在贵州省铜仁市，党委领导下的家庭、社会、职能部门三方联动的社会问题处置机制已建立完善——平安创建、民转刑命案防范、社会组织培育、社区服务等30多项任务形成责任清单，分解到各群团组织，推动其与政法单位力量联合、工作联动。群团组织“柔性”补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让执法“刚性”获得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支撑。

 

　　在素有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制造业重镇之称的湖南省株洲市，党旗“插上”产业链行动如火如荼开展——17条产业链建立联合党委，推动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将网格内各类组织纳入网格化管理，最大限度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法治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执行力更实

 

　　突出“小快灵”立法——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仅用两个月，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管理规定》，助力复工复产。

 

　　突出“小切口”立法——把住宅物业、供热供暖等作为治理的重点，分别制定务实管用的法规，带动相关矛盾纠纷大幅下降。

 

　　突出“小成果”立法——出台《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将“全民网格员”等小创新、微改革固化上升为法规制度，确保常治长效。

 

　　……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发挥市域立法周期较短、形式灵活的特点，提供更及时、更精细法治保障，实现精准有效法治供给。同时坚持民本导向，全面归纳整理、科学分析评估社会治理领域群众立法意见，让民意“跃然纸上”。

 

　　构建良法矩阵，夯实善治根基。各地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把依法决策作为事关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大事，把地方立法作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重要保障——

 

　　作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省本溪市针对群众高度关注、容易引发问题的生态环保等问题，建立完善生态“1＋N”立法体系，并在市县乡全面建立起以政府法治机构工作人员为主体，专家及执业律师为辅助的法律顾问队伍，参与立法项目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核，为重大经济项目审查等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浙江省宁波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法实施“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减费用”，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最多80天”，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率达到85％，依法取消各类证件证明5．5万件，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再添助力。

 

　　当“评最优”遇上“佛系”干部时，正向激励往往大打折扣。重庆市南川区推行“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的亮黄牌考评机制，作为全面依法治区的重要抓手，提升公共权力法治监督效能，用干部的“紧张指数”换取了群众“满意指数”和地方“发展指数”。

 

德治教化

市域社会治理共治力更广

 

　　把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细化为23项指标，群众可持平安家庭积分卡累计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积分较高的家庭在“平安之星”“道德模范”评选中优先考虑……在如今的陕西省安康市，一间间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建立的“平安爱心超市”不断夯基筑台，释放着德治教化的广泛影响力。

 

　　试点开展以来，安康市深入探索“道德评议约束”实践，印发推进新民风建设的意见，所有村（社区）建立道德评议委员会，通过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使农村摆酒席同比减少三分之二，人情消费下降七成。

 

　　社会治理有“千条线”，如何在千头万绪中“绣出”令人满意的图景？各地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广泛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形成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向上向善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

 

　　福建省龙岩市是全国著名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群众路线重要发源地。近年来，该市依托红色土地、红军故乡、红旗不倒“三红”资源，开展教育活动1．2万场次，开展“平安县乡村三级联创活动”，设置宏观、中观、微观目标，拉紧县统筹推动、乡具体实施、村落细落实的责任链条，引领群众争创平安家庭、共建平安村居。

 

　　同为革命老区的湖南省郴州市，山地丘陵占近四分之三，民风淳朴但乡村法治基础薄弱。清明期间大规模联宗祭祖活动一度盛行，经常引发矛盾。郴州市通过推进“干警联村包组促平安”工作，深入乡村加强法治服务，一 一约谈相关人员，引导形成了简约文明祭祖的风气。通过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育活动，强化村组干部法治素养，先后培养1万余名村庄“法律明白人”。

 

自治强基

市域社会治理联动力更畅

 

　　枕水江南，梦里水乡，走进浙江乌镇，“乌镇管家”这张“行走的名片”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头戴鸭舌帽，身穿红马甲，戴着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穿梭于青砖白墙间。窨井盖损坏、电线杆歪倒、路面破损……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发挥市域统筹优势，推动群团力量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延伸，发挥好桥梁纽带、聚合引领作用，把“群”字做实。以“乌镇管家”为代表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已吸纳近30万城乡群众参与其中。

 

　　从“单打独斗”到社会协同，从传统粗放到共治共享，近年来，各地推动部门优势互补，盘活有效资源，辐射带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逐步形成。

 

　　山西省晋城市健全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科学整合辖区内群团力量，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机制，形成“妇联主导＋专家指导”的婚调模式，从源头预防由婚姻家庭矛盾引发“民转刑”案件。

 

　　江苏省淮安市打造“红石榴家园”少数民族群众服务平台等17个群团共治平台阵地，设立新媒体民意“绿色通道”，征集社会治理“金点子”，推广“小区议事厅”等做法，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明确群众评议“一票否决”的作用。

 

　　甘肃省酒泉市开展社区党建共抓、社区事务共商、社区服务共担、社会资源共享的“四共同创”等活动，成立老党员、在职党员、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专业律师、社区民警、专业社工为主体的居民协商议事会，通过“6＋X”议事法和“居民议事厅”等议事平台，做到群众的事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干。

 

智治赋能

市域社会治理源动力更足

 

　　淇水千古流，一河诗赋唱九州。豫北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鹤壁市近年来大力推进5G智慧城市建设，被确定为全国首个空间地理信息与5G融合应用试验区。

 

　　依托崭新的“城市云计算中心”，鹤壁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建成5G政府服务大厅和“智约鹤城”精准预约系统，201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

 

　　“智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体现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各地积极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让市域社会治理源动力更足。

 

　　山西省晋城市开发“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工作平台”，开通“职工心理健康云课堂”等线上免费教育课程，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

 

　　面对山区多、交通不便、本地优质法律资源存在短板的现实情况，郴州市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引进“无人律所”资源，将视频机器人安放在乡村，由村干部、网格员等“法律明白人”协助村民提交法律需求，全国4．5万名签约律师在线接单，让优质的法律服务及时送达群众身边。

 

　　千川汇海阔，风展旗如画。

 

　　各地正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为引领，横向构建起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好善治指挥链，推动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风险矛盾的“终点站”，以市域平安助推中国之治再创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