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社会价值最大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可持续发展是“三个可持续”的有机统一，即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环境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是目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但这里的“人”已经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体现了全新的人类观、自然观和世界观。“社会价值”最大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是全社会的共同追求，是集体行动的目标，更是人人可以参与的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建立整体性、系统性决策方式；需要我们更好运用科技创新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创造人人都能参与的社会生态。

可持续发展——一个全新的人类观、自然观、世界观

20世纪80年代，世界开始了关于人类走向何方的广泛讨论。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以重新审视人类面临的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严峻问题，并研究解决它们的方案，以确保人类的进步是可持续的发展。1987年，在东京召开的环境特别会议通过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可持续发展”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时至今日，《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定义的“可持续发展”依然被我们奉为经典。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既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发展，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在我看来，理解“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次关键词是“可持续”，表明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观。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不同的文明时期，发展观是不同的。人类文明早期，生活空间狭小，对自然充满恐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人们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生存和发展，因而形成的是面向“过去”的观念。工业革命以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迅速扩展，使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万物的尺度”，以满足当前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作为发展追求，以物质财富最大化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形成了面向“今天”的发展。工业文明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南北差距、世界极化等严重问题，迫使人类反思过去的发展观，思考如何摆脱各种全球性危机，逐渐形成了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观，既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要满足后代人的需要；既考虑人的需要，还要考虑支撑人类生存的生物多样性、生命支持物质的再生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面向未来的发展观，拓展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时间，要求人超越“小我”，自觉地考虑他人、自然、子孙后代的利益。

第二个关键词是“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的“发展”，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只考虑经济增长而不管其他，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判断标准。这种发展观，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当然，这种发展观并不排斥经济发展或者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个人物质财富的增长。相反，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正是由于过去发达国家以消耗全球资源、污染全球环境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受到遏制，因此，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当今全球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继续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相关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各有侧重，但达成了必须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这个当代全球最大的共识。

第三个关键词是“环境”。虽然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字面上读不到“环境”，但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严峻挑战情况下，继续保持人类文明的进步，核心是处理好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三个可持续”的有机统一，即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环境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是目的，我们也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在三个支柱中，“环境”既是作为生物的人能够在地球上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作为社会的人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对象，离开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

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上可以描述“可持续发展”的涵义，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也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是为了“人”，为了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永续地生存。当然，可持续发展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而是与自然界成为“朋友”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他已经是一个关注未来、胸怀全球的“高尚人”，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是从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我们是“债务人”；其次，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生物种群，我们是“自然人”；再次，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地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些变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社会、人类的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社会、集体、个人的依次呈现

在人类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是终极追求。可持续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而人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人首先是灵长类动物，具有自然的属性，需要清洁的空气、水，需要吃在自然界中生长的食物，人在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过程中才能正常生活。其次，人是智慧性动物，具有社会的属性，需要形成团体，共同开发利用自然，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人在与人的交往、交流、交易过程中才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可持续发展追求的，实际上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相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谐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社会价值”最大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也是可持续发展“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题中之意。我们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是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发展，是科技、经济、文化、教育都为人带来和谐美好的正能量，而不是破坏性的负能量。

在集体维度，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价值的目标追求。这个集体可以是企业、学校或社会组织，一旦这个集体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的方向，就意味着实现社会价值是一种自觉。比如腾讯公司提出的“科技向善”伦理观，就是主动把社会价值纳入科技企业发展内在要求的具体行动。因为“科技向善”，我们会主动体验用户的感受，主动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技术，通过技术和科技创新形成新的“连接”，助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换言之，当我们大到谋划企业的发展战略、小到研发一种产品，我们都会主动考虑“科技向善”——科技企业的目标是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社会更加和谐。一旦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作为一种追求，承担社会责任就不再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进行的被动选择，而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使命驱动下的主动作为。也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目标追求下，企业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蜕变，这是企业发展动力以及决策目标的改变，也是企业发展模式和愿景的变化。

在个人维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是人人可参与的行动。社会的共同追求、集体行动的目标，都需要人来执行或者需要通过人的具体行动才能变成现实，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最终呈现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行动。我们看到，腾讯这些年不仅把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作为企业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许多行动，比如通过为村、99公益等社会公益项目，既支持社会公益组织，也进行示范引领，实际上是利用腾讯公司的资金能力、产品能力、科技能力既呈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也为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提供条件和机会。实际上，从腾讯公司的每个员工到每个参与99公益的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的追求，比如腾讯员工开发一款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普通人使用这款产品实现低碳消费，就可以形成一种人人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这个看起来似乎很遥远的愿景，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获得的产品或者服务。

系统共创、勇于创新、人人参与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

如上所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可以有层次丰富的呈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建立整体性、系统性决策方式；需要我们更好运用科技创新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创造人人都能参与的社会生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建立在整体性、体系性思维模式之上。这种思维要求我们将经济、环境、社会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的系统，考虑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着眼于系统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放弃传统的单向思维、线性思维、对抗思维，变成立体思维、协同思维、融贯思维。首先，可持续发展是对时间的延展和空间的拓展，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立体的、多维交互的空间思维。过去我们认为遇到问题只要找到一个方法就可以药到病除，但事实证明，许多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立体式、多向度的空间思维，既找到撬动解决问题的“支点”，又不至于失去平衡。其次，可持续发展要求协调好经济、环境、社会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协同性思维，保证各方面步调一致、方向对齐。比如，当下很多科技公司试图用数字化方式助力养老，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开发数字养老技术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老年人的产品需求，因缺乏对需求的充分了解，产品开发的协同性不足，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使各方面的能力同向发力、相互借力、形成合力，才能够把堵点打开。最后，可持续发展追求和谐，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融贯性思维，要把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不同主体的不同偏好融贯起来，形成良性、顺畅的运行机制。在可持续发展价值创造过程中，多主体参与、必然会有多种利益诉求或者利益偏好，这种不同是动力，不应被消灭，但必须消除对抗、冲突和矛盾，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共生”。实际上，融贯性思维也是对立体性思维、协同性思维的延伸，它们共同形成整体性的思维闭环，促进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创造的螺旋式上升。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创造，迫切需要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但是，今天的科技依然不足以解决对人的认知和对自然的认知问题。有人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环境，一个是人的身体这个“小环境”，另一个是地球生态系统这个“大环境”，只有这两个环境相互和谐，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去解决“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自然”的问题，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这种创新既包括基础研究创新，也包括应用研究创新，既包括自然科学创新、也包括社会科学创新。腾讯等科技公司目前在做的一些基础科研资助项目，比如新基石和科学探索奖，就是很好的努力。同时，腾讯公司成立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研究院，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社会治理创新，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创造，需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创造从行动层面来讲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业，如何让社会公众广泛、多层次地参与，需要有良好的组织动员方式和有效的参与平台。现在的社交平台和慈善基金都是很好的载体，但还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更高效的动员和组织机制，让每一个公众都知晓并且能够以多种形式参与进来。

回归到中国现实和当下实践，诸多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通过其产品使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创造。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代表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这也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范例。因此，我们需要讲好这些中国故事，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经验。同时，这些经验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的接续创造。为了营造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生态，并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把我们现有的平台做好，促进企业优势产品与社会价值创造更加紧密地结合，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需要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思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创造问题，形成系统理论与决策模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发展模式。我们相信，在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